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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生就一定要拥有诗和远方么?

(2017-10-07 23: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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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卓

杂谈

分类: 葡萄酒新闻
      2016年高晓松老师《奇葩说》中曾经劈头盖脑奚落清华高材生梁植一番,说他不该在节目中问自己“更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晓松言:“名校生乃国之重器,应当胸怀天下,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梁植是清华校内男神,曾获清华2010届法学学士,2012届金融学硕士,2012年入读传播学院博士,横跨三个专业,在校期间担任校内新闻主播,文艺晚会主持。
      晓松对梁植的评价错误百出,不说本来两个清华人之间私下的对话,被晓松放到公众媒体上疑似用来抬高自己,除了名校生不该为稻梁谋,晓松还有哪些逻辑错误呢?

名校生就一定要拥有诗和远方么?


    错误一,名校生乃国之重器。
    何为国之重器,大师乃国之重器,而非大家。名校是大家云集之处,大师的出处却从来与名校无关。
    我们说,陈独秀、胡适、陈寅恪、钱穆、鲁迅甚至毛泽东,皆为大师。自古大师隐于野,大师的出处从来与名校无关,大师的归宿又经常在名校,方便为名校培养高级人才,高级人才,我们充其量称之为高级匠人,而非大师。培养大师,从来不是中国一流高校的任务。
     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大师皆为某种“道“的意义上的专家,而非“术“的层面上的高级工匠。卫星上天、高铁国产化、导弹打航母、超高压输电,这些方面的专家是大家,还称不上大师。在某个应用领域非常精通,仍然走不出术的范畴。
     何为大师,思想家哲人才称得上大师。写下《海权论》的马汉算一个,《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算一个,穿透时空的爱因斯坦当然也算大师。马汉生于1840年,其《海权论》成书130年了,今天仍然被美国海军奉为圭皋。大师的产生,需要多元文化的背景,需要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中国早已无大师。
     硬生生塞给名校生国之重器的名号,为清华人不可承受之重。

     错误二,“名校生应胸怀天下,不止眼前的苟且。”
     晓松这句话同时充满了旧式文人的酸腐和清华人的优越感。
     自古文人士大夫理当修身齐家平天下,胸怀天下是士大夫的职责。何为士大夫,科场高中或者进士及第才可以称得上文人士大夫。考取清华,犹如千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其录取难度可以和进士及第相提并论。虽然如此,非985或者二本学校的学生老师就不配做士大夫了么?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换句话,清华人比起其他211或者985的学生,更有资格胸怀天下么?其他一本和二本生相比清华人就不用胸怀天下么?
     进士及第,才具备进入翰林院为皇上充当谋士的资格。晓松可能认为,入了清华,就该具备翰林院学士那样的自我认同,考上清华等于点了翰林。翰林,为国之重器,当然应该胸怀天下。上下五千年,即便真的点了翰林,又有几人真的成为国之重器了呢?
     晓松出身教授世家,衔玉而生,从小就不用为生计担心。恰逢改革开放第一波浪潮,不到30岁已经名利双收。当今的大学校园里,早已没有晓松早年吟游的意趣,名校里更适合摆放老板台而非书桌。这个时代已经不是90后00后的时代,已经没有诗和远方。梁植们不去苟且,谁去苟且?梁植们不去庸俗,谁去庸俗?
      何况很有可能当今名校生高中的时候,妈妈已经辞职在中学附近租房全职陪读。全家人的希望,都在我们一个人身上,时事已经容不得我们领会诗和远方,旷论看不到的远方,没有意境何来诗意呢。
      名校生也需要苟且,需要一个庸俗的未来。

     三、晓松可能冀望中国的未来能有一个名校毕业生为核心的精英团体来操控。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晓松游历各国,知道在英国和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虽然每届总统首相轮换,其幕后实际存在一个核心策士组成的班子在起主导作用。不说耶鲁校友“骷髅会”盛产总统,美国近百年来的内政外交由“外交关系学会”(CFR)和“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这样很小的圈子把控,核心成员不超过10个人,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亨廷顿等。英国的罗兹会社(Rhodes),则长期居于英国政治幕后,成员有索尔兹伯里、汤因比等声名显赫的高级知识分子。
    因为文化的原因,中国从来不存在这样一个团体,也不要指望中国的大学,能够培养出一群这样的思想家成为策士或者智囊。
    儒家内圣外王的治国方法论,面对远非昔日内涵的天下格局,一味引经据典尊崇黄老之术,在1840年已经一败涂地。严复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致力于用科学精神改造中华文明。今天,当文明的赶超达到一定高度后,发现缺少了进一步精神上思想上的引领。当下中华文明的扩展,在各个方向都遭遇到强烈的抵制,名校内抑或名校之外的士大夫们,无法完成儒家文化升级换代这一历史使命。在中国出现英国使徒会那样的小圈子,需要等物质文化进一步发达,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积累到达新的高度时才会出现。高等教育改革继续一潭死水,没有新意,从高校诞生大师,国之重器只是晓松们的奢望,清华只是聚集了中国最有才华的一批年轻人,他们来到清华求学,仅此而已。

    四、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对外拓展一直没有明确的指向性,无须精英操控。
    中华文明之特性为融合,说白了就是和面的文明。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文明的面团越和越大,而西方文明的扩展则一直伴以侵略和杀戮。士大夫胸怀天下的天下,2000年前只是中原一隅,而后扩展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扩张,依靠对周边四夷落后文明的覆盖或者说是融合来实现。文明的范畴,1000年前的宋代,还只限于长城以南的农耕地带。今天,汉语普通话已经流行于东北高寒地区、内蒙草原、新疆沙漠戈壁、西藏高原等非传统农耕地区,向南则渗透到东南亚热带地域,在各个方向正在遭遇了其他技术含量不输给中华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强烈抵制。中国复兴的过程,是否伴随文明的扩张,或者说以什么方式实现文明的拓展,一带一路缺乏理论体系支撑,这些已经不是传统文人策士可以回答的了。
     中国旧式士大夫依靠一部论语治天下,或者说熟读《史记》和《通鉴》后以史为鉴,能解决实际治理遇到所有的问题。而当天下的意义扩展到五大洲,遇到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黄老之术或者说无为而治的理念还有效么?当天下不再是过去的天下,四夷早已不是化外之地,就无法继续要求传统士大夫再去胸怀天下,让其肩负起平天下的大任更显得过于苛求。

     五,一团混沌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
     虚伪的儒家文化一贯以正统的道德家自居,以仁义占领道德上的高地后俯视四夷。西方基督教文明以利益为主导,一切服从于贸易,服从于交易。西方文明在所谓“博爱”包装下以平等自由的名义扩张,单方面制定行诸全球的交易规则,当弱势民族与白人在“平等”的交易规则下交易时,落后文明渴望获得平等的对价和结局难道不是痴心妄想么?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只是西方文明的伪装和保护色。和平崛起条件下的一带一路问世,太需要与之对应的价值观了,中国梦语境下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士大夫们有能力在后互联网时代重新解构儒家文化么?
      在儒家文明主导下的东亚,中国一家为大的朝贡体系存在了一千年以上, 四夷以中国为宗主,中国没有深入研究异质文明的习惯和传统。近代100年又是不断赶超的100年,是单向学习西方文明的100年。进入到亨廷顿所谓的不同文明僵持和冲突的新的时代之后,要用平等的心态,研究包括但不限于西方文明在内的多种文明,包括宗教、贸易、政治、军事、文化、风俗等全方位的内容。中国缺乏的正是从道的层面师法他人的传统,百年来我们醉心于对其他文明先进的术的方面的研习,缺乏全球化的心态和视野,在道的层面,中华文明相比一个世纪以前,几乎是没什么演进。
     弗朗西斯福山说,人类是地球上最喜爱同类相互残杀的生物。不同民族之间,因为习俗不同,天然的互相鄙视。相同种族内部,因为风俗语言的一致性,天然的互相认同。种族之间的杀戮和征伐,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无须任何借口就可以完成动员。
     欧洲文明不同于以同化融合为特质的中华文明,欧洲大陆没有单一的主体民族,高卢人、条顿人、斯拉夫人、普鲁士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数千年一直不停的互相侵略和征服,欧洲文明的本性就是掠夺。因此西方人早已形成全方位研究异族的传统,在近代西方文明互相征讨的过程中,常常伴随明确的理论指引,如主张”优等民族奴役劣等民族“的纳粹主义,美国的“门罗主义”、指导美国海洋霸权的“海权论”等等。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仅仅是对西方的模仿。要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对西方科学的顶礼膜拜,一下子跃迁到与之对等的心态有些勉为其难。当然,我们不能急于求成,文明的扩张,很可能以千年为单位,中华文明扩张的界限在哪里,到这个千年结束的时候才能略见端倪。

    大国崛起从来就不是平静的,未来儒家文明的边界何在,远非今天的士大夫们可以回答。作为一个名校生,不一定必须有诗和远方,更难得的是坚持信念和节操,以士大夫的标准要求自己,严格自律。不只一时不行苟且之事,难的是一辈子不做苟且之事。   

                                                   宓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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