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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诽心谤”何以成罪?

(2018-05-13 23: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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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化

杂谈

分类: 散文

闲来无事扯七卦之二十七——


“腹诽心谤”何以成罪?

颜异面对“腹诽”指控无言以对▲

  
    汉武一朝为了统一思想,钳制舆论,强化中央集权,不仅恢复了他爷爷汉文帝已经废除了的
“诽谤罪”,而且创造出了可怕的“腹诽罪”。

   
    第一个因
“腹诽”而被处死的是大司农(管理财政)颜异。

   
    元狩四年(前
119年),苦于国库空虚的汉武帝与御史大夫(管监察执法)张汤设计出一个妙招——发行“白鹿皮币”。所谓“白鹿皮币”,就是用白鹿皮做成货币,一张皮币钦定价值四十万钱(大概相当于当时一个千户侯两年的赋税收入)。

   
    这一妙招的奥秘在于,白鹿在民间是一种稀罕的神物,而当时皇家园林上林苑却多到成灾。朝廷还规定: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意思是说,诸侯王进京朝见的时候都要进献玉璧(价值只有几千文),而玉璧必须要用白鹿皮币垫在下面。

   
    如此一来,诸侯要尽朝觐义务,必需花巨资从朝廷购买白鹿
皮。鹿皮从中央到地方再回到中央这么转一圈,资金却从地方哗啦啦流到了皇帝手里。

   
    汉武帝之所以要用这种下三滥的办法捞钱,关键是当时国库出现了严重钱荒。本来,他接手父亲汉景帝的皇权时,朝廷富得流油,钱币、粮食陈陈相因,堆积如山。但连年伐四夷、开漕运、徙灾民、修宫室、求神仙
……每一大手笔都是化钱的无底洞,加之武帝是一个“不经济”的人,“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十个八个”(吕思勉语)。到了他执政的中后期,家底已经掏光,连前线的饷钱也经常发不出。

   
    发行
“白鹿皮币”只是武帝众多敛财手段中的一个小举。但中央与诸侯争利,难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要出未央宫,除了以恢复传统文化的名义进行舆论引导外,还需要行政官员的积极拥护和大力配合。于是武帝找到颜异征求意见。

   
    明白人都知道,领导征求意见,有时候是要你做一道
“多选一”的选择题。《史记·平准书》说“上与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也就是说,武帝询问颜异时,白鹿皮币已经造出,只等大力推行,换来财源滚滚,他的意思非常明显。可是,以廉直著称的颜异这次把选择题当成了简述题,他说:一块玉璧只值几千文,可作为包装材料的鹿皮币却要四十万,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史书上关于颜异的记载很少,据说他是复圣颜回的后代,而且能够从小小的济南亭长(大约相当于乡镇派出所所长)一步步上升至九卿高位,由此可以推测他平时应该是一位
“学霸”级人物。只可惜关键时刻审题不清,一生的悲剧由此铸成。

   
    武帝对颜异回答的反应是
“不悦”。作为以“领天下谷钱,供国之常用”为职责的大司农,在国家困难时期对今上的苦心不能深刻领会,又怎能指望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大刀阔斧,为今上分忧?

比武帝更不高兴的是御史大夫张汤。这锅“汤”对皇上是顺心顺意包治百病的心灵鸡汤,对政敌却是无孔不入触之成灰的铁水。作为白鹿皮币政策的力挺者和武帝的得力打手,所有绊脚石都不可容忍,何况他对颜异早就看不顺眼。

   
    领导一打瞌睡,就有人送来枕头。恰在此时,有人告发颜异,皇上顺便将案件交张汤查办。经查,原来是颜异有一次与客人聊天,客人谈起某法令刚颁发的时候存在一些弊端,颜异听了没有回答,只是撇了撇嘴唇。

   
    抓住了把柄,张汤如获至宝,马上将判决结果禀奏皇上:颜异身居九卿高位,听说有人议论法令存在弊端,没有及时向皇上报告,而在心里抵触政令(
“不入言而腹诽”),依照法律应该处死。

   
    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年),颜异成为历史上因“腹诽罪”而被处死的第一人。

 

“腹诽心谤”何以成罪?

张汤以“腹诽罪”处死了颜异▲

   

    不过,如果有人认为以“腹诽”杀人仅仅是张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么就低估了这位法学天才的水平。实际上,在颜异之死的十四年前,魏其侯窦婴(曾任丞相)与武安侯田蚡(时任丞相)在东朝廷辩的时候,田蚡就当庭指控窦婴“腹诽而心谤”。

   
    当时田蚡面对窦婴对他贪赃枉法的揭露,振振有词地反驳:我不就是喜欢声色犬马,生活腐化一点吗,哪像你魏其侯天天与一些豪杰壮士勾勾搭搭,腹诽而心谤,观天象,查地图,我倒要问问你究竟有些什么图谋?

    后来窦婴被斩首示众,主因是他“矫诏”。但从田蚡的指控可见,“腹诽罪”在武帝朝其来有自,并非张汤无中生有,无稽之谈;而且“腹诽”往往和谋反联系在一起,比贪赃枉法严重得多。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治国思想体现在司法方面则是开启了春秋决狱的审判方式。所谓
“春秋决狱”,就是根据以《春秋》为代表的一些儒家经典来审判案件。儒家讲求仁爱孝悌,推崇君君臣臣,强调正心诚意,所以“春秋决狱”的核心是“论心定罪”,用董仲舒的话说即“本其事而原其志”,也就是审案判决不仅要查清事实,还应按当事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及量刑的轻重。

    
    这是
“腹诽罪”的理论依据。

   
    应该说,
“论心定罪”有其合理性,比如过失杀人和故意杀人就不能混为一谈。但“心”毕竟是一种复杂的主观意识,难以实证,特别是在集权和专制统治下,“论心”往往变成了“诛心”,成为权力铲除异己和政敌相互攻讦的借口。何况汉武帝的所谓“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外儒内法”,他使用的那些酷吏,都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高手,与“仁义礼智信”恰恰是反其道行之。

    
    正因如此,颜异
“腹诽罪”先例一开,“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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